近日，江苏省纪委通报3起侵害群众利益典型问题，其中包括太仓市科教新城南郊社区原党委副书记、集体资产办公室主任兼出纳时一菲挪用合作社集体资金46.377万元用于购彩。审查中，时一菲称，“我本来想通过买彩票把以前没中的钱再赚回来，可是没想到事与愿违，自己越陷越深，越亏越多……我已经上瘾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过度购彩以致上瘾，导致个人、家庭和社会受到不良影响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问题博彩。

问题博彩是全球现象

在一本外国学者所著的书《Gambling among the Chinese: Acomprehensive review》（中国博彩业：全面回顾）中，提到中国病态博彩人群比例在2.5％到4％之间。

但是，问题博彩可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国外也存在这种情况。

英国博彩委员会（UKGC）早前发布的研究报告《2015年英国博彩行为》（Gambling behaviour inGreat Britain in 2015），2012年至2015年期间，英国存在严重问题博彩的人数从28万增加到43万，约占总人口0.8％的成年人被列为问题赌徒。

另外，澳大利亚以人均博彩消费居世界第一著称。根据调查机构HILDA的数据，每月参与赌博的人约占总人口39.1％。其中，约1.1％的成年人（约20万人）在“问题赌博严重性指数”测试中得分为8以上。

问题赌博造成的危害不容忽视，包括抑郁、自杀、犯罪、破产、关系破裂，降低社会生产力等，因此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对其加以防范。

“负责任博彩”：到底谁该负责？

 自古以来，博彩是一个被政府加以利用，又施之于打击的行业：一方面，它可以为政府筹集大量税收和公益金；另一方面，它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又是出奇的致命。

随着博彩业的兴起，伴随而来的负面效应也倍量放大。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提出“负责任博彩”理念，试图找到利用和打击之间的平衡点。

所谓“负责任博彩”，指在一个适度监管的环境下，博彩者在参与博彩时不会令本人、家人、亲友、其他博彩者、娱乐场员工的安康构成威胁，或令本地区及博彩者原居地带来负面影响。换句话说，“负责任博彩”是把博彩行为可引致的危害减至社会可接受的水平。

西方国家以及我国澳门特区的博彩业由于发展较早，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1、制定“负责任博彩”相关政策，对行业加以规范和监管。例如，为降低博彩营销对公众的不当影响，欧美各国均对博彩营销做了或多或少的约束和限制；

2、向公众普及博彩知识和风险。如澳门社会工作局、彩监察协调局以及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联合主办“负责任博彩”推广系列活动，经过六年持续不间断地推广，澳门居民对“负责任博彩”的认知率由2009年前的16.2%增加至2013年底的60.5%；

3、向问题博彩者提供建议和支持。包括设立免费辅导救助电话，辅导治疗机构，和对辅导救助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等；

4、重视问题博彩研究，并在经费方面给予保障。例如2003-2004年度，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责任博彩支出中，研究经费支出占比高达18％。

……这些措施的实行，最终离不开政府、问题博彩用户以及其家属亲友、博彩企业和社会慈善机构团体以及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当然，在这里面，政府和博彩企业要承担主要职能。

再回头看看内地的彩票业。我们发现，现行的彩票法规有对责任博彩做一些规定，例如《彩票管理条例》第17条规定销售场所应当张贴警示标语；《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第29条、30条对各彩票游戏的投注、设奖、营业时间等做了限制。

但这些远远不够。去年百度竞价排名推广博彩广告遭受批评，从中就可以一窥我国法律在责任博彩这方面的缺失。此外，彩票机构、媒体在报道宣传时，往往以“中奖金额高达数亿元”作为噱头，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彩票概率，容易误导部分不明真相的彩民。

眼下，最为紧迫的是建立彩票教育制度和彩票营销制度，在提高民众对彩票博彩性认知水平的同时，对彩票企业的营销行为加以引导规范，唯有如此，理性购彩才不致于变成一个贴在墙上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