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解放日报》发文《只因系统闹乌龙少收入253万彩票款，彩民无责》提到，张女士通过手机短信投注的方式购买上海福彩中心发行的“天天彩选4”彩票，9个月花了19万余元，中了159万，没想到被彩票系统开发维护方深圳恒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朋公司）告上法庭，索要253.9万元。

　　为什么会这样？

　　根据恒朋公司的说法，张女士投注的是“直选和值”，系统却是按“组选和值”扣款，所以“张女士是花了组选的小钱买到了直选的注数”，实际投注额应为273万多元。

　　法院方以“很难证明张女士具有发现并利用可能存在的系统漏洞的恶意”为由，驳回了恒朋公司的诉讼要求。

　　按说事情是圆满解决了，但是其中值得深思的地方不少。

　　系统出错该不该彩民买单？

　　客观来看，这起案件的三方——恒朋公司、上海福彩中心、彩民张女士——对于系统的漏洞均不知情，或者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方知情。出现这种错误，三方都是受害者，当然恒朋公司要负主要责任。

　　但小编想问的是，上海福彩中心和恒朋公司将彩民告上法庭并索要253万（新闻原文：彩票中心通过债权转让方式，由彩票系统的开发维护方恒朋科技公司出面向张女士追讨欠付的彩票款），这种做法有道理吗？

　　张女士9个月花了19万买彩票，平均一天700元，应该说不太理智。我们无法得知，如果她知道直选投注的花费远高于组选的话，还会不会维持这种频率，甚至自愿在彩票上花273万？但在无法证明张女士是否知情的前提下，恒朋公司向其索款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出错是由公司开发的系统导致，责任很明显在恒朋公司，却状告彩民索要赔款，在小编看来也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也许恒朋公司上诉只是希望借警方之力，来查明张女士是否借漏洞恶意购彩。但即使张女士的确已知漏洞，难道恒朋公司就没有错吗？

　　被钻漏洞是谁的错？

　　开头提到，法院方以“很难证明张女士具有发现并利用可能存在的系统漏洞的恶意”为由驳回了恒朋公司的诉讼。这当然是很公正的判罚，然而小编却想到了国外的一位彩票牛人，斯蒂芬-曼德尔。

　　这位牛人利用彩票算法漏洞，中14次头奖。1992年通过全包的手段，总揽弗吉尼亚州彩票的所有奖金，约1.77亿人民币。这之后，彩票公司修改了彩票算法，提高全包金额。

　　不过斯蒂芬-曼德尔利用的是全包金额与总奖金额的差值，属于彩票规则的漏洞，而非机器系统的漏洞。

　　后者在中国是实打实的违法行为。央视新闻曾报道过，2005至2007年间，作案人赵立群发现每期福彩中奖号码公布后的5分钟内，可以在辽宁省福彩系统重复多次兑奖，借此漏洞，赵立群累计中奖2800万，最后以诈骗罪名被判无期。

　　小编举双手赞同这种判法，但还是忍不住说一声：“背靠大树好乘凉啊。”如果是商业公司，被对手抓住漏洞盗取资料后也只能自认倒霉吧；如果是对立的两个国家，自己保密工作不到位又能找谁说理呢？ 

　　修改系统后就万事大吉了？

　　针对此次案件而言，如果真有谁弄错投注方式，人的可能性应该比机器高吧？毕竟机器系统都是根据事先写好的程序来办事。换句话说，如果系统真的出错了，那么源头也是由于人出错了。这一次修补了系统漏洞，那下一次呢？

　　说起来，这也不是福彩中心第一次把错误归在系统和机器上了。

　　2007年1月16日，双色球发布两次开奖公告，二等奖奖金减少。官方解释说，有一省数据传输延误，导致第一次计算时遗漏了该省数据。

　　2009年11月，有彩民中小奖后在领奖机上兑奖，第一天过了兑奖时间，第二天再去却显示已兑奖。

　　2011年4月，一位彩民刮出5万元即开彩票，兑奖时却被告知数字印刷错误。

　　2015年1月25日，双色球开奖突然延迟，第二天官方称原因在于重庆福彩在向中彩传送销量数据时出现了数据索引异常的情况。

　　2015年4月8日，福彩七乐彩延迟开奖，同样是数据索引出错的原因。

　　小编并不是说所谓机器出错都是官方的托词，机器当然也会出错。坐等出错然后亡羊补牢是最下等的做法，因为怀疑的种子已经埋下；上等的做法是完全避免出错，但我们知道这很难。然而，“难”不应该成为借口，假如第一次出问题后就能从根源上解决，那么数据传输这类错误就不会多次发生。归根结底，还是福彩中心背靠“官方”的大树太久，缺乏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