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竞猜”从2001年中国足球彩票发行之初就是公众和媒体关心的话题，但是热炒15年，始终干打雷不下雨。正当大家已经彻底失望，不再关注的时候。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中的第四十一条，再次燃起了人们“中超竞猜”热情。但是时隔一年，“竞猜中超”依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不禁让公众和媒体唏嘘不已。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我们还需要从《方案》本身说起。

　　《方案》第四十一条将足球与彩票紧密的联系到一起。这条一共三句话，让我们逐一加以分析。第一句话“加大彩票公益金支持足球发展的力度。”那么，“加大”何所指呢？究竟是从财政部从中央公益金总盘子里新划分出一个比例或是一个固定的资金数目用于足球发展，还是从分配给国家体育总局的资金中切出更大的一部分给足协呢？也就是说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后，以后是找财政部要钱和及继续找体育总局要钱呢？若能要到钱，又是多少呢？这些问题至今均无定论。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所谓加大力度，至少在2016年将是一纸空头支票，原因有二：一是2015年全国彩票销量出现负增长，财政部可分配的彩票公益金整体减少，因此分配给体育方面的资金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二是2016年是奥运年，体育总局自身开销将多于往年，所以分配给足球发展的资金能够维持往年正常水平就算不错了。

　　如果从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考虑，足协应该趁热打铁，提着《方案》这把“尚方宝剑”直接去找财政部去要钱，理直气壮，越快越好。

　　我们再来分析第二句话：“每年从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中安排一定资金，资助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支持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和足球公益活动。”这句话明确了彩票公益金在足球发展中的用途，这与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全民健身计划的初衷完全吻合，中国足协在与体育总局脱钩后，向财政部申请公益金政策依据充足。这句话也彻底解决了“中超竞猜”曾经的历史遗留难题。多年来中国足协与国家体彩中心就“中超竞猜”进行过多次商讨，但都不欢而散。主要原因在于足协希望彩票中心能够支付竞猜版权费用。这种说法看似合情合理，实际荒唐之极。首先，很多境外博彩公司竞猜中超10余年，最典型的就是澳门彩票公司，试问中国足协是否向他们要过所谓的竞猜版权费？其次，如果彩票中心真的答应了足协要求，那么，全世界各国足协就都可以名正言顺的来找中国彩票要钱，那么中国竞猜游戏彩票前景如何不说自明。

　　事实上，所谓的“竞猜版权”在全世界都是不成立的，因为竞猜的只是比赛的最终结果，而这个结果在法律上只能认为是社会公共信息，根本不存在版权问题。这第二句话也恰恰证明了足协与彩票中心不存在直接经济往来关系，彩票中心只需把公益金上缴财政部，足协自己找财政部要钱就是了。

　　公众与媒体最关注的，兴奋点也最高的是第三句话，“积极研究推进发行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就此让“中超竞猜”甚嚣尘上，倍受关注。从语法角度分析，这句话与前面的两句话并无关联，独立成句，但是这句话省略了主语，只有谓语和宾语，也就是说未表达出执行主体，这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我们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都不知道谁来研究、推进和发行竞猜中超的足球彩票，那么《方案》出台一年，“中超竞猜”原地踏步，裹足不前也就不足为怪了。主语所表达的执行主体究竟有多重要，不妨看看《方案》第四十六条中的另一句有主语的话，“教育部应当履行好校园足球主管责任。”于是教育部长亲自挂帅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组组长，校园足球就此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

　　“中超竞猜”太过敏感，主动站出来风险太大，但是上命不可违，媒体又咄咄逼人，怎么办？主语省略让相关部门有了“退身步”。大家很快就形成了高度默契，与彩票相关的部门集体失声，倒是中国足协顶在了最前面，接受媒体的第一轮狂轰乱炸。然而，他们手握一张王牌，“中国足协没有彩票发行权。”此话一出即可全身而退。于是就有了中国足协主席在海南公开表示：“中国足协愿意与海南、海口共同加快中超即开型彩票的研究开发，为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添力。”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中国足协十分清楚自己的定位，非但发行不了竞猜彩票，就是即开彩票也必须依托省市彩票部门合作才能进行。只是各路媒体既缺乏彩票的行政管理常识，又没有彩票行业的实际经验，完全没听出来这段话的弦外之音。

　　舆论一边倒的在探讨“中超竞猜”可以带来多大的彩票销量，能够解决多少中国足球发展中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媒体之间相互打探“中超竞猜”的时间表；行业专家进行着政策解读和分析。其实大家都是局外人。